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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对人口吸引力加强，再加上这些城市不断出台人才政策，将迎来人口增长高峰。但真正要留住人才，面临多方面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和环境因素等。随着多个城市人口落户潮的爆发，地方财政压力或加大。
各地抢人大战日趋白热化。
2018年，更多的城市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并以更大的财政补贴力度吸引人才落户，预计将有更多城市迎来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增长高峰期。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几年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将迎来人口增长高峰。但真正实现人口增长，从而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推动作用，面临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以及环境因素等，将是影响人口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关键。
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放缓
在人才争夺战之下，各个城市人口出现了哪些变化？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成都、南京、西安8座城市进行分析观察，其中既包括一线城市，也包括新一线及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也是东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其中一些城市近期发布人才政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具有话题性。
通过比对2014-2017年这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数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发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逐步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户籍人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增长。
根据近五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增加量逐年放缓，2014年到2016年常住人口增加量分别为36.7万人、18.9万人和2.4万人，2017年则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比上一年减少2.2万人。
北京户籍人口的增加量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分别为17.1万人、11.8万人和17.7万人。但在2017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户籍人口总量为1359.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7万人。
上海则在2015年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减少数量达到10.41万人，2016年出现短暂小幅增长，增加量为2.4万人，但2017年又出现了负增长，减少人数达1.37万人。
从2014年到2017年，上海的户籍人口增加量保持稳定增长，分别为4.12万人、4.36万人、5.88万人和6.15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这与一线城市人口承载量趋向饱和，以及相继出台人口调控措施有关。
一线城市出现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的增长放缓或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和一线城市相比，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不断崛起对人口吸引力加强，比如后者的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更有吸引力。
以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比较，2017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为2170.7万人，尽管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但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仅52张，少于武汉市、杭州市、成都市同期的71.9、74.1和75.4张。
反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增加量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以杭州为例，2014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量为4.8万人，增长率为0.5%，到2017年的增加量达到了28万人，增长率为3%，比2014年翻了6番。除西安因合并西咸新区导致常住人口增加量为70万人以外，杭州的常住人口增加量在各城市中位列第一。
另外，杭州的户籍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715.7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53.88万人，增加量也从2014年的9.15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17.88万人。
二线城市人才政策频出
在2017年出台了落户新政的城市，其户籍人口数量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据武汉市统计局数据，2015年和2016年武汉市户籍人口增加量分别为1.96万和4.57万人，与上一年相比增长率为0.2%和0.5%。而在2017年户籍人口数量为853.65万人，增加了19.81万人，增长率达到2.3%，与2015年相比户籍人口增长率翻了11.5倍。
出现同样情况的还包括西安、成都等城市。这些城市在2017年的共同点是，相继出台主要为大学生等高技术人才提供安居落户、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常住人口的增加。
武汉在2017年连续出台了《关于实施技能兴汉工程的意见》《武汉市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实施办法》和《武汉市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实施办法》3个政策性文件，从户籍、事业单位招考、人才流动等方面鼓励技能人才成长。
杭州则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了“人才新政27条”与“若干建议22条”人才政策，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制定不同支持方案，重点关注居留落户、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创业资助、融资渠道、成果转化等等方面的问题。
今年2月，杭州又进一步推出了《关于加快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建设、并建设一批“名校名院名所”，提供外籍人才出入境便利政策。
杭州市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17年杭州人才流入率和海归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城市首位，引进外籍人才6150名、海归人才4068名。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7.93万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1万名，增长20.9%。
落户潮加大地方财政压力
多个变量因素会影响上述政策的执行效果，并对本来人口政策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随着大量的人口向一座城市集中，其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能否同步提高，是需要观察的变量因素之一。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发现，武汉市的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的增速逐渐放缓。2017年，武汉市拥有的医院床位7.84万张，以当年常住人口1089.29万人计算，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为71.9张，较之2016年，每万人床位数量仅增加了2.75张，增长率为3.97%。
2013年-2016年，武汉市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分别为53.89张、58.16张、63.68张和69.15张，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9%、7.9%、9.4%、8.5%。
在放开落户标准，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使得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公共配套设施的人均占有率能否同比跟上，是考验一个地方能否长期留住人的指标之一。
同样参考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杭州的情况尽管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但以2013年-2017年的总体情况观察，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仍在合理的区间内。
根据2017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杭州市的医院床位7.02万张，以当年常住人口946.80万人计算，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为74.1张，增长率是6.3%。
2016年，杭州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是69.65张，增长率是12%，而2015和2014年，增长率分别为8.5%和5.75%。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需要提醒的是，随着多个城市人口落户潮的爆发，对于地方财政的压力或将有所显现。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成都市每增加一个城镇户籍人口，所需要增加的公共财政开支为16.80156万元，其主要将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而这部分开支对于财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而言，短期内大量的户籍人口增长，或将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压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随着新一线及二线城市户籍制度的开放，未来将迎来户籍人口的增长高峰期，但人口政策究竟能否获得真正的效果，决定因素依然是常住人口的变化。这一变化难以在短期内反映出来，应该用3-5年的地区常住人口变化情况来衡量。
此外，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包括环境、产业发展等因素，都将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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