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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在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面具，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醒惊天下》
作者:周新华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1年6月 
青铜立人像
年代:商
尺寸:人像高180cm（冠顶至足底），通高260.8cm
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年代:商
尺寸:头纵径14.5cm,
横径12.6cm,高42.5cm
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四川广汉，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古语就有“大旱不旱，蜀有广汉”的美誉。“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就分布在西距广汉城区七公里的三星堆村。 自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小村落受到了全世界的持续关注。今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的陆续公布，又让三星堆遗址彻底走出了课本，成为考古学界名副其实的“网红”，“三星堆又上新了”成为很多网友持续追踪的热点。精绝雄奇、与中原文化迥异的黄金面具和青铜人面像，总是能让人陷入漫无边际的遐想。铸造这些青铜器的古蜀先民，真的是我们的祖先吗？还是来自遥远的外星文明？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一代代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不为人所知的探索经历。自首次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些考古工作者们为揭开古蜀文明神秘瑰丽的面貌，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和寂寞中的等待？ 意外的发现与寻宝热潮 1929年的春天，四川还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时常发生不间断的混战。家住在现在广汉中兴乡真武村的农民燕道诚，没空理会这些大事，安心本分地在自家边的水沟灌田。 他发现水流比较小，于是就找来工具，和儿子一起把水车提开，用锄头深挖水沟底部。“砰”的一声沉闷声响，让挖土过程中的燕家父子吃了一惊。刨开土看，地下有个白玉色的石环。费力掀开石环之后，发现其下另藏玄机，被遮掩的土坑之中堆满了精美的玉器和石器。 燕道诚虽是农民出身，却不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燕道诚的第四代孙燕开正公开讲述过，自己的祖上燕道诚小时候读过不少书，只因家庭矛盾，人到中年被迫搬家到了成都。那时他在县衙里做过事，当地人都称他为“燕师爷”。燕师爷看到这些宝物，一眼就认出来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文物，当下不敢声张，立即把土掩埋回去。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才把这坑里的文物取回家。 之后的一两年里，燕道诚父子又在发现地附近陆续地做了一些挖掘工作，但收获不多。谨慎的燕道诚选择观望，没有立即把这些意外所得拿到珠宝市场上贩卖。谁料没过多久，燕道诚就得了一场大病，燕家以为可能是挖坑挖得太深，触犯到了“风水宝地”。 “风水”之说是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燕道诚住在三星堆村的马牧河北岸附近，当地有一处弧形台地，呈月牙形状，被称为“月亮湾”，而河对岸又有三个圆形的黄土堆，远望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星星，和“月亮湾”遥相呼应。因此，“三星伴月”的说法也就流传开了，后来被《汉州志》收录为“汉州八景”之一，也是三星堆遗址得名的由来。 诚惶诚恐的燕道诚抱着“蚀财免灾”的心理，将挖到的大量玉石器分送和转卖给亲朋邻里。燕家偶然发现的玉器数量究竟有多少，各方说法并不相同，从“若干件”、“大批”、“三四百件之多”都有描述。后来考古工作者搜集资料后发现，这些文物中包括了玉璧、玉琮、玉圈、玉圭、石璧、石珠等各种类型的玉石器。其中又以石璧数量最多，最有特色，尺寸较大的石璧的直径达到了80厘米。 在之后三四年间，这些燕道诚挖掘后四散的文物很快流落到了二手市场上，吸引了古董商的注意。当时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4件玉器，激动不已，又专门写了一篇《古玉考》文章发在成都一所学校的校刊上，宣称这些宝物“价值连城”，带动掀起了一股民间的寻宝热潮，而燕家挖沟发现“广汉玉”的奇闻也在转述和炒作中不胫而走。 三星堆考古发掘第一人 在关注“广汉玉”的大批人群中，也包括了一位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Archdeacon Donnithorne）。董笃宜不是考古学者，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批流动在市场上的“广汉玉”不只是昂贵的珍玩奇宝，还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他联系自己密友，在当地驻军的陶宗伯旅长，帮助尽快找回失散文物，又借来几件玉器，邀请华西协和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Dye）鉴定。 一行人来到广汉做了初次考察，让燕道诚一家首次意识到了这些玉石器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燕家将5件玉石器赠予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即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后又赠予了挖掘物中最大的一枚石璧。经过如此一番波折，这批文物终于遇到了一位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Graham）。 葛维汉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第一人。然而和董笃宜一样，作为一个美国人，葛维汉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教，帮助当地的穷人和病人。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葛维汉和妻子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得知了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巨变。从此，他们开启了前后长达三十余年的中国生活。1931年，葛维汉回到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两年之后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 1934年3月，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抱着巨大的决心前往广汉。据葛维汉在《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上的记载，等到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抢先一步组织人手开始挖掘了。葛维汉立即向县长罗玉苍说明了非科学发掘对历史文物的严重危害，以及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罗玉苍是开明之人，不仅为葛维汉发掘队申请到了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还派了一支地方队伍保护他们。 适值战乱年代，广汉当地治安混乱，贼匪猖獗，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仅仅进行了十天就结束了。但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出土了600多件文物和残片。作为四川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对三星堆遗址和中国西南地区文明的发源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基于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地质学家戴谦和写了《四川古代玉器》一文，对这些出土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做了初步的研究。更有研究价值的是葛维汉写下的《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他参考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仰韶村以及李济在安阳殷墟主持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后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这份报告至今仍然是考古学家研究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参考文献。 葛维汉在报告中介绍出土文物的各种形态，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观点，把遗址的年代限定在了金石并用年代到周代初期。此外，葛维汉让助手林名均给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致信，寄去广汉发掘的照片和器物图形。郭沫若在回信中初步认同了葛维汉对年代的判断，并提出自己对古蜀文化的概括性看法。他认为出土文物中的玉璧、玉圭等，均和华北、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相似，这说明古代西蜀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这封知名的书信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史的重要见证。 从现在的考古研究来看，葛维汉报告中的一些观点也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葛维汉认为这些出土文物属于陪葬品，“广汉遗址”应该是一个“墓坑”。1946年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单列“广汉文化”一章，介绍了葛维汉等人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就对“墓葬说”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但这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冥冥之中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代考古学人的漫长等待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经历过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滞。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葛维汉的考古发掘。随着当时相关法规的出台，外国人不被许可在中国做考古发掘，抗战的爆发更是让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成为了奢望。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三星堆的下一次考古挖掘直接来到了1986年“祭祀坑”的发现。 这样碎片化地拼接记忆，常常会遗漏很多值得记住的历史细节。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参与了今年三星堆遗址的三号坑发掘工作，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从今年三星堆考古现场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徐坚在一场讨论三星堆遗址的活动上指出，从1929年开始，三星堆遗址的叙事一直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公众记忆里的三星堆遗址印象：燕道诚的初次发现、1986年“一醒惊天下”的祭祀坑发现，以及今年公布的三号坑到八号坑考古挖掘的新成果。这三次强有力的脉冲吸引了全世界持续的关注和热议，却忽略了在其之下，其实还有一条“稳定的、由数代考古学者推动、循序渐进、静水深流的学术之路”。 如果依照徐坚提供的视角，可以发现历经大半个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囊括了好几代默默投身其中、却没来得及等来丰收成果的考古学家们。 上世纪50年代，因修建宝成铁路，时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设立工作队，沿着拟建的铁路沿线调查文物古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考察月亮湾。初次考察没有太多的收获。其后，工作队中的王家佑和江甸潮从1955年到1958年又多次前往月亮湾考察，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广汉遗址”（三星堆遗址）与月亮湾遗址的文化层完全一致。他们初步判断，这两处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殷商时期，并向考古学界发出了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广汉文化”的呼吁。 1963年，冯汉骥再次带领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选择了三个发掘点开始考古研究。发掘持续了四十余天，发掘面积50多平方米，因为范围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尽管如此，冯汉骥在发掘时抛下了一句有预见性的看法：“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城邑。”等到1976年，冯汉骥指导学生童恩正撰写《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再次先见性地提出：“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是原来古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年之后，这位中国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与世长辞，没能看到紧接着的爆炸性大发现。 进入八十年代，当地砖瓦窑业加速发展，三星堆遗址所在地附近，先后开办了10家砖厂。三星堆成为了当地砖厂的取土用地，农民取土烧砖时发现了不少石器和陶片，立刻引起了文物保护部门的注意。1980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大量准备，对当地进行了12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三星堆文化”的正式名称。考古队认为发掘进一步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具备了夏鼐提出的新考古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很快，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共识，一共分为四期，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西周初期。 之后的几年里，田野考古队先后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工作。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的积累和沉淀，似乎都在为1986年那个震惊世界的夏天做好准备。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1986年发现两座“祭祀坑”的那个下午，三星堆当地的天气燥热非常。鸭子河边的打鱼人已经吆喝鱼鹰回船舱，砖厂疲惫的工人们等待着收工休息。 忽然之间，南兴二砖厂的工地上传来了消息，在距地表2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几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闻讯来到现场，看到暴露在外的玉戈、玉璋等玉石器，立即意识到可能是一次重大的考古突破性发现，在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汉县报告，准备发掘工作。 从7月21日开始，陈德安和他的团队采用探方法进行发掘，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探方内的文化层清理完毕。正要继续开展挖掘时，考古队员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难题。川西平原的夏天溽暑蒸人，天边传来几声闷雷让他们隐隐担心，发掘过程中一旦下起暴雨，冲毁探方和玉石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另外，夯土在白天暴晒下异常坚硬，晚上相对松软便于发掘工作。于是，考古队员很快作出决定，就在探方上搭起遮雨棚和电灯，准备连夜工作。 发掘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在几天之后，两个面容温和的青铜人头像破土而出，都被火焚烧变形，一个颈部有明显破坏痕迹，另一个头顶盖脱落。紧接着，头戴平顶帽和蒙着面罩的多件青铜人头像也陆续出土，这些青铜人头像造型夸张，埋藏方式不同，还有受到过明显的毁坏痕迹。玉石器是坑内出土最多的器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遭受过损毁，多处有残断。还有大量被焚烧的大型动物骨骸，考古人员推测出可能是大象的残骸。这些被火焚烧的痕迹，让不少考古学家们否定了原先的“墓葬说”、“窖葬说”假说。坑的主要功用是祭祀，成为了考古学界主流的看法。 就在发掘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工人们在清理骨渣时又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反光物件。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之后，考古队员认为这是黄金制品，上面还刻有鱼纹和其他纹饰。陈德安和他的团队在欣喜之余召开了紧急会议，马上派人通知广汉县武警中队前来协助和保护发掘现场。 凌晨5点多，早起的村民也聚集到了发掘现场，一起期待着文物的出土。陈显丹对身边人说，这可能是一套金腰带。等到文物完全出土时，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杖。 这根象征古代蜀文化王权的金杖，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第一根金杖。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的形状，头戴“玉冠”，与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了一幅图案，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可能是‘鱼凫王’”。 一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持续了大半个月，等到考古队员准备返回驻地的时候，在离祭祀坑东南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祭祀坑”，其中又发现了大量形式各异的青铜兽面像、金面罩、金面铜人头像，等等。许多青铜器体型硕大，造型更是前所未见。 两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多达700余件，尤其以形式各异的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青铜纵目面具和青铜神树为代表。这个川西平原上不起眼的小村落，由此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三星堆遗址还有多少谜团？ 自1986年发掘完一二号“祭祀坑”以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开展新的考古发掘不再是紧迫任务。研究解读和消化已出土文物，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他的团队的主要工作。雷雨在接受采访时也曾多次表示，一二号坑已经让古蜀国名扬天下，自己从来没有期待过还会有新的突破性发现。 2019年12月，在三星堆景区栈道墙角的一次偶然发现，让雷雨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可能正在等待着他。雷雨很快找来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领队陈德安。栈道下方昏暗，陈德安只能用手触摸，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大口尊。由此，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再次启动，后来陆续发现的三号坑到八号坑的文物，如今已经是公众熟知的年度考古大新闻，三星堆遗址也成为了考古界名副其实的“超级网红”。 在两年的时间内，考古发掘并没有着急“赶进度”。雷雨说，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考古队想在保护的前提下尽量科学地发掘，如果保护手段跟不上，宁愿暂时不发掘，所以准备了很长时间。考古现场用保护大棚作为第一层保护，恒温恒湿的考古工作舱作为第二层保护。首次采用的考古方舱主要是为了保护坑内的文物还有填土，尽量不要受到外界的污染。 三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被雷雨誉为一件“国宝级文物”。“它从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几条龙形的纹饰或者牛形的纹饰，以前大口尊上没有这样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件，从来没有出过龙形的纹饰。”这个尊描绘了“龙身牛头”的怪兽，“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维很开阔，敢做敢想，他们把牛和龙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艺术品。像这个顶尊跪坐人像，应该是平时搁在皇家的宗庙里祭祀时候用的。” 五号坑出土的半张黄金面具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颜面担当”，几乎登上了所有媒体报道的封面，重约280克。据此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超过了先前在一号“祭祀坑”发现的商代面具。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参与了黄金面具的发掘工作。作为一名亲历者，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时发掘现场的景象：“金箔”最初出土的状态，颇似金沙遗址著名的太阳神鸟，像个揉皱的纸团一样，完全被压扁在泥土里，看不出真正形状。“但在逐步清理的过程中能辨认出鼻子、耳朵的形状，推测很可能是件金面具，大家就都很振奋了。” 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还在继续进行。 1929年燕道诚偶然间的一次掘土，拉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以葛维汉为代表的外国考古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为考古学打下基石的冯汉骥、王家祐，发现一二号“祭祀坑”的陈德安们，以及如今的雷雨、黎海超们，几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勤恳不倦地探索。 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历程还完全没有看到终点。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神秘的三星堆文化给世人留下了更多的谜团。几千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古蜀先民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和中原文化保持着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他们要用尽心力地铸造青铜器，又在精心布置之后埋入土中？这些追问似乎越想越扑朔迷离，学界从来没有形成定论，民间更是流传着外星文明的假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更加确证，除了中原地区的商文明以外，长江中上游同一时期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三星堆遗址与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等，一起勾勒了古代西蜀大地的历史文化图景。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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